银饰_苗族银饰的历史与审美

　　不同的苗族分支银饰的样式又各有不同。苗族历史悠久，族源可上溯到黄帝时期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苗族自北而南，辗转迁徒，形成众多分支，在清代即有"百苗"之称。苗族摄影师吴仕忠先生二十年来足迹遍历苗疆，拍摄到的各类苗族服饰多达一百七十余种。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同一分支苗族的男装、妇装、童装、盛装、便装等。苗族俗以服饰作为分支依据，以不同服饰不开亲作为氏族内婚制的范围界定。服饰不同，银饰也有差异。即使是同一分支内，银饰的款式亦有不同，纹样更是千差万别。

　　费孝通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说:"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，经过接触、混杂、联结和融合，同时也有分裂和消灭，形成一个你来我去、我去你来，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。银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曾被许多民族青踩，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。在这一载体中，融合有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"耳档"，起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"跳脱"，以及从古代饰物中沿袭而来的 "步摇"、"五兵佩"和中国传统的龙、凤、鳞纹样等等。进入苗族社会的银饰决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，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合体。

　　应该看到，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里，苗族银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，而演绎、组合、变异的民族化过程。其一，所有的银饰原有品种在苗族审美标准的取舍下，有的根本末被接纳，有的引入后即被淘汰，有的屡经改造而面目全非，当然，也有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征。其实，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，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。其二，苗族银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。毋庸置疑，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，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。苗族银饰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、发展的。由于对银饰的需求，苗族对服装的审美意识逐渐同实用意识分离开来，由物质需要的依存关系衍化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。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，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，苗族银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。

　　影响和规定苗族银饰造型的审美观点很多，那么，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?苗族从古至今都有"以钱为饰"的习俗，史料也显示，"钱"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。这种通过"以饯为饰"所流露出来的夸富心态，对于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形成了苗族银饰最基本的三大艺术特征，即以大为美，以重为美，以多为美。

　　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，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。堆大为山，呈现出巍峨之美;水大为海，呈现出浩渺之美。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，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。再看以重为美，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，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，以确保能戴上流行当地的圆轮形耳环，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。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，耳垂被拉豁。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。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，重者逾八斤。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"多"的艺术特征，也是十分惊人的。很多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的。耳环挂三四只，叠至垂肩;项圈戴三四件，没颈掩额;腑饰、腰饰倾其所有，悉数佩戴。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，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，重叠繁复，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。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。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、图案愈复杂愈美;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、贝饰;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"加龙"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;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，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。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，不止苗族一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，苗族银饰追求大、重、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。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苗族银饰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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